波士頓學院社會學名譽教授戴維·卡普在《訴說憂傷：抑郁癥的社會學分析》以自身經歷和社會學的想象力 ， 結合主、客位兩種視角和方法 ， 通過對50名抑郁者的親密訪談 ， 展現了抑郁經歷、想法和感受 ， 為揭示抑郁癥復雜的社會過程提供了獨特的社會學視角 。 抑郁癥患者如何訴說和闡釋抑郁癥所帶來的精神痛苦？患者的“抑郁癥生涯”優勢如何發生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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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說憂傷：抑郁癥的社會學分析》 ， 戴維·A.卡普著 ， 幸君珺、蕭易忻譯 ， 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0月 。
撰文｜楊修業（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 ， 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 。 ”丘吉爾曾如此描述其抑郁狀態 。 如今 ， 抑郁不僅被視為有閑階級的“富貴病” ， 還逐漸成為現代人基本的生存體驗 。 世界衛生組織曾預言 ， 2030年抑郁癥將成為全球疾病負擔第一位的疾病 。 現代醫學主導了抑郁癥診斷和治療 ， 致力于尋找抑郁癥的生物基礎 ， 積極采用藥物治療抑郁癥 。 但迄今為止 ， 抑郁癥病因機制未明 ， 所有的診治都基于患者主訴的癥狀 。 這就使得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都能夠參與到抑郁癥的本體論討論中來 。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 ， 美國社會學家戴維·A.卡普寫就《訴說憂傷：抑郁癥的社會學分析》一書 ， 從患者親身經歷的角度為我們揭示了抑郁癥的其他可能性 。 憑借此書 ， 卡普斬獲社會學“查爾斯·霍頓·庫利”獎 。 在正式介紹本書內容之前 ， 我們需要了解該書所批判醫學治療抑郁癥的背景 。 在醫學主導下 ， 如今市面上不乏形形色色宣稱能夠治療抑郁癥的藥物 。 藥物療法主要在于影響大腦一元胺水平（monoamine） 。 其中至今影響的“5-羥色胺假說”卻缺乏堅實的生物學基礎 。 20世紀50年代阿什克羅夫特（George Ashcroft）首先提出5-羥色胺水平偏低與抑郁癥和自殺相關 ， 但后來運用更加精密的儀器和測量方法后 ， 并沒有發現抑郁癥患者與自殺者的5-羥色胺水平偏低 ， 阿什克羅夫特本人已于70年代放棄該假說 。 因此 ， 美國精神抑郁寫出版社出版的《臨床精神醫學教科書》（Textbook of Clinical Psychiatry）清楚地寫明“尚無更多案例證實 ， 一元胺分泌不足假說” 。 但這絲毫不影響制藥公司以此為名制造成千上萬的治療藥物 。 甚至部分精神病學專家與制藥公司聯合起來 ， 致力于發表對藥物有利的研究成果 ， 限制不利信息傳播 。
因此 ， 卡普認為目前尋找抑郁癥的病因和萬無一失的治療方法 ， 猶如天方夜譚 。 于是他將抑郁癥本體論問題暫時懸置 ， 轉而研究作為疾痛主體的患者如何訴說和闡釋抑郁癥所帶來的精神痛苦 ， 患者的“抑郁癥生涯”如何發生轉變 。 眾所周知 ， 抑郁、焦慮、悲傷、失望等情感體驗極其個人化 ， 我們很難向他們傳達個人的情感體驗 。 而卡普擁有抑郁癥患者與社會學者的雙重身份 ， 既能為我們呈現真實的抑郁癥體驗 ， 又能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分析抑郁癥現象 。 在眾多的理論視角中 ， 卡普選擇了符號互動論 。 符號互動論的一個基本原則即“所有物體、事件和情境都是借由人類的解釋過程獲得意義” ， 因此“人類所有的經驗都是一種持續的意義建構活動” 。 但也正因為抑郁癥本體論問題懸而未決 ， 這促使其意義歸因（meaning attribution）變得特別困難 。 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如何解讀抑郁癥 ， 在這一過程怎樣重新塑造自我及其與他人的社會關系 ， 成為作者重點考察的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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