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發源地,楚文化的歷史淵源 _生活百科

1、楚文化的歷史淵源楚人，與中原華夏氏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楚人的祖先來自中原，為華夏族南遷的一支，給楚地帶來了華夏文明的先進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楚文化。從統屬而言，楚于西周初年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征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后才逐漸形成既別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別于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
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筑也尚未發現。
就是懷疑為楚國制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于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系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熊繹受封是楚立國之始，他五傳至熊渠之間的事實史載不詳，也無明確的考古資料面世。看來，楚即使立國，也未必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文明時代。但到熊渠時，楚有了第一次擴張，它應是楚經濟、軍事實力有較大增長的反映，青銅兵器應該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應用。湖北當陽趙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銅器，并有極少量的傳世銅器遺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楚青銅冶鑄業的興起。這一時期已有少量疑為楚城邑的遺址發現。而且楚的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完成了由部落聯盟集團的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
熊繹文化大道位于湖北省保康縣城南牌坊灣地段，南起土門三岔路口，北至封銀巖嘴，東至道路紅線，西至清溪河邊。沿途興建10個早期楚文化街頭景點和2個早期楚文化廣場，并與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長廊連為一體，構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觀帶。熊繹文化大道配套建設啟明廣場、承水玉橋、楚源鳳臺等3項景觀節點。
保康是楚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楚國800多年的歷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史料記載，熊繹，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時代，熊繹受封為楚君，賜“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繹命名，寓意是將“荊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揚祖先熊繹率部族“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堅韌不拔、開拓創新、勵精圖治、艱苦創業的楚人精神。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國局限于一個狹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響下發展，因而，楚人統治區內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風格，是時，楚文明雖處于襁褓中，但其個性特征開始孕育。西周早期，隨著楚人第一次擴張軍事行動的開始，楚人有了進一步與外圍蠻夷文化接觸的機會，華夏文明與蠻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繼承華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時，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改造。楚文明就在這種既堅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過程中初步興起了，這一過程可持續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種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識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鮮明的個性。
楚文化美術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組合，鹿角立鶴、虎座鳳鳥、漆繪上的人神雜糅、織繡上的龍蟠鳳逸、青銅器上斑駁陸離的色彩等等，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無礙于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花朵流動與生長的造型，正給人自由、生動的想象。楚國盛產細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隨州，曾侯乙墓進行考古發掘，大量青銅器、玉器、漆器出土，藝術門類豐富，器物造型完整。其中，失蠟法鑄造的青銅尊盤工藝奇絕，被譽為“先秦時期的頂峰”；漆衣箱中帶有“斗”字的天文圖像，更成為研究和佐證早期先民的宇宙觀念的重要標本。武漢市黃陂區的魯臺山古墓葬群，屬周代楚國重要遺址，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出土了“長子狗”銅鼎和“公大史”銅方鼎等重點文物。銅器造型嚴謹，花紋繁縟，創新了銅器制作工藝，大大改良了制造工藝。
這一考古發現，與隨后的荊門包山二號墓漆奩彩繪等，給考古學以至藝術史學界帶來空前的驚喜。史學家稱，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國美術史的源頭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國文化的“西來說”，及中國美術源頭“起于漢代”的謬誤，為中國美術本原做了根本性補充。藝術界興起“楚文化熱” 。實物資料表明，獨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來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礎上，歷經這一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機遇的洗禮，通過融合、吸收被吞并的眾多周王室同姓、異姓封國及其它諸侯國的先進文化因素加以綜合、提煉并經過創造而成，正是在此時，楚文明以非凡的氣勢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籬，取得了質的飛躍，從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轉折，進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發展成為亞洲第一（軍事以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擊敗吳人，后昭王遷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為楚文明的繁榮鼎盛期。
這一時期楚國歷史雖然有起有伏，但楚國的發展未受到大的打擊，而是連續不斷直至達到最繁盛、最光輝的頂點。其政治體制方面有斷斷續續的改革，舊的縣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圍內普遍設立，邊境設郡，官職爵秩已經相當完善，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大大提高。發達的經濟基礎為楚文明的繁盛創造了有利條件。楚文明一如沖出峽谷的江河，以奔騰萬里之勢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取得飛速發展，表現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內涵，以致盛極一時。
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社會生產蓬勃發展，政治局勢迅速改觀。到戰國早中期，楚國在北面與中原諸國爭雄，時有進退；西北、西南分別防御秦與巴蜀而主要是來自秦的威脅，以秦嶺、巫山山脈相阻隔，并分別設立了漢中、黔中、巫郡等；東面是楚國發展相對比較順利的方向，其軍隊多次出入齊魯國境，并直至海濱，但戰爭頻繁，建設難以連續持久；南面主要是“蠻夷”之幫，楚人沿洞庭湖兩側南進，直到五嶺，這一區域基本沒有大的戰爭，政局穩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續發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遺存就主要在江漢平原及楚國南部的今湖南境內發現，并向楚全境輻射。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遷都陳城，習稱陳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遷都壽春城，習稱壽郢，直至楚負芻五年（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是為楚文明的滯緩衰退期。
這一時期楚國基本處于動蕩之中，盡管有相對的穩定，也是十分短暫的。楚國政治腐敗，思想保守，經濟上又因國土的淪喪受到了慘重的打擊，楚文明也丟掉了賴以發展和昌盛的堅實基礎。楚國歷史已成頹勢，楚文明也隨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曇花一現。
而且，楚文明無論是在成熟期，還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對其它文明產生影響，這在其周邊區域的文化遺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響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區域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國古文明才在多元、復雜文化因素的融合中發揚光大，并連續發展二千年。
楚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歷經孕育興起期、成熟定型期、繁榮鼎盛期、滯緩衰退期四個階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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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湖北以前稱為楚國,什么時候又把湖南湖北劃分為二個省了?自周成王封長江流域楚人首領熊繹為子爵起，始有楚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楚國兼并了周邊眾多諸候小國，實力不斷增強，在楚莊王時期擊敗晉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進入戰國時期，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兵強馬壯，進一步開疆擴土。至楚宣王、楚威王時，楚國國力達到鼎盛，其疆域除今湖南湖北之外，還包括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大部以及陜西東南部、山東西南部等，可謂是幅員遼闊。
雖然楚國的范圍很廣，但楚國誕生于湖南湖北一帶。楚國都城郢，便位于今荊州境內。湖南湖北是楚文化的發源地，這是能夠得到廣泛認可的。
【楚文化發源地,楚文化的歷史淵源】
中國行政區劃有“省”這個概念，始于元朝。元以前各朝各代行政區劃名稱和區域范圍也各不相同，但“荊州”基本上能包含了湖南湖北大部分地區，比如三國時期的“荊襄九郡”就包含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陽郡、武陵郡、長沙郡及后置的章陵郡和南鄉郡等。
元代開始實行“行省”制度，當時的“湖廣行省”就包括了今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的部分區域。明代對行政區劃又作出進一步調整，“湖廣布政司”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地界了。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區域， “湖廣省”包含今湖南湖北兩?。?兩省各設巡府，但湖廣總督府設于湖北。
自民國以后，湖南湖北就徹底分家了。湖南湖北自古人才倍出，有“惟楚有才于斯為盛”的美譽。尤其近現代以來，一大批名人、偉人涌現，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如今的湖南湖北，經濟實力均處于全國前十之列一，是“中部崛起”的中流砥柱。無論是“湖湘文化”，還是“荊楚文化”，都是楚文化及華夏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同根同源。
元代開始實行“行省”制度，當時的“湖廣行省”就包括了今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的部分區域。明代對行政區劃又作出進一步調整，“湖廣布政司”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地界了。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行政區域，“湖廣省”包含今湖南湖北兩?。?但湖廣總督府設于湖北。自民國以后，湖南湖北就徹底分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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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楚文化發源地楚文化發源地在湖北鄖陽。楚文化是中國春秋時期南方諸侯國楚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是漢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楚國先民最初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河南新鄭），南遷后給楚地帶來了先進的華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向前發展楚文化。從文化性質來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時也吸收了少量蠻夷文化的特點，時間愈晚，自身的風格突現則相對較多，沿著整個楚文明始則模仿，繼則變異，終則別創的發展路徑前進。現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河南省東南部、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北部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區；貴州、云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
楚文化發源地在湖北鄖陽。楚文化是中國春秋時期南方諸侯國楚國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是漢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楚國先民最初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河南新鄭），南遷后給楚地帶來了先進的華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向前發展楚文化。從文化性質來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時也吸收了少量蠻夷文化的特點，時間愈晚，自身的風格突現則相對較多，沿著整個楚文明始則模仿，繼則變異，終則別創的發展路徑前進。現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河南省東南部、江蘇、浙江和安徽的北部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區；貴州、云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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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楚國發源地楚國發源地：丹陽。《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據《漢書地理志》載：“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古今的大部分楚辭學者、歷史學者以此為主要依據考證認為，熊繹為楚始封君，丹陽為楚之始都。
丹陽在什么地方呢？古今學者對此分歧很大，有多種說法。歸納起來，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以下五說。
1、當涂說。此說源于漢代的班固。他在《漢書地理志》中解釋“丹陽屬丹陽郡”時說：“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在該著后的總論又說：“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這里的丹陽就是指長江下游的今安徽當涂縣東，與今江寧縣接界處的小丹陽。譚介甫《楚的開國史》認為：“楚到山東后，由于周族的發展，楚又被迫遷徙到今江蘇丹陽，丹陽這個名稱也是楚遷移時帶來的。”這里的“江蘇丹陽”也是指安徽當涂之丹陽。早在北魏時期，此說即已被酈道元《水經注》所駁斥。《水經注》卷三十四說：“《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藍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此后，宋王茂《野客叢書》、明方以智《通雅》、清顧炎武《日知錄》、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清宋翔鳳《過庭錄》等等，紛紛駁斥當涂說。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情況看，此說沒有證據，而且作為楚始都亦不可能遠在吳境，因此，當涂之說幾乎無人再提了。
2、秭歸說。《山海經海內南經》載：“夏后啟之臣曰孟涂， ……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東晉郭璞注此說：“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篇》引東晉袁山松《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又說：“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也。”酈道元不僅較詳細描述了秭歸丹陽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說“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 。
3、枝江說。此說最早始于漢代。唐張守節在《史記楚世家正義》中引東漢穎容《春秋三傳例》之說：“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漢末三國時人宋衷注《世本名篇》亦說：“丹陽在南郡枝江縣。”南朝劉宋裴珚《史記楚世家集解》引東晉徐廣之說：“（楚丹陽）在南郡枝江縣” 。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說：“枝江，侯國，本羅國，有丹陽聚。”當代學者中，贊同此說者較多。如：黃盛璋與鈕仲勛《楚的起源和疆域發展》一文說：“從荊山與郢的位置來考察，枝江說法較為合乎事實。……楚都丹陽應即在此，它介于荊山與郢（紀南城）之間，楚沿沮、漳水上游往下游發展，經過這里，最后才到江陵的郢，而江陵亦為沮水會江之處。”俞偉超通過實地考察后，在《關于楚文化發展的新探考》一文中說：“感到還是枝江之說可能性最大。……楚文王時，就把都城遷到了郢（今江陵紀南城）。楚人把都城東徙江陵，顯然是為了控制江漢平原，便于北進到河南南部。”高應勤與程耀庭的《談丹陽》和高應勤的《再談丹陽》，亦力主丹陽為枝江之說。
4、丹淅說。此說又稱“丹淅之會說”、“淅川說”，以楚丹陽在漢江最長支流、流經陜豫鄂三省交界地帶的丹江北岸與淅水交會處。以其在丹、淅二水合流之處，故稱“丹淅之會” 。其具體位置在今河南淅川，故又稱“淅川說” 。今存最早的說法始于唐代。唐初的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釋《史記韓世家》“（韓宣惠王）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時，釋“丹陽”說：“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淅之會在唐代初年屬于均州，此“故楚郢”，即指丹陽而言。清代宋翔鳳在批駁“秭歸說”、“當涂說”的基礎上，斷定楚丹陽在丹淅之會。他在《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中說：“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淅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淅。”今人呂思勉《先秦史》說：“宋翔鳳謂丹、淅二水入漢處，與左氏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以楚、鄧并舉者相合，其說是也。”童書業在《呂氏春秋研究》一書中說：“《史記》謂熊繹后丹陽，據宋翔鳳考證，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間。”顧鐵符在《周原甲骨文“楚子來告”引證》一文中也認為：“關于丹陽究竟在哪里的問題，爭論了一千好幾百年，至今還沒有得出結論。在這許多不同的主張中，……丹淅說雖然提出比較晚，可是從各方面的條件來看，……在幾種說法中似乎是最有可能的一處。”此外，馮永軒《說楚都》、張西顯《淺說楚都丹陽在淅川》、石泉與徐德寬合著的《楚都丹陽地望新探》、羅爾綱《楚建國考》等，均力主此說。
5、遷徙說。首創楚都丹陽遷徙說的是唐代杜佑。他在《通典》中釋“歸州秭歸縣”時說：“楚熊繹初都丹陽，今縣東南故城是也。后移枝江，亦曰丹陽。”同時釋“荊州枝江”時又說：“江陵枝江，古之羅國，漢舊縣。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亦曰丹陽。其舊丹陽在今巴東郡。”按照杜佑的說法，楚舊都丹陽在秭歸，后遷都枝江時仍沿襲舊稱丹陽，楚文王再遷江陵，稱楚都為郢的同時亦曰丹陽。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說：“蓋諸侯遷都，常仍舊名，故有兩丹陽。”此處的“兩丹陽”，就是分別指秭歸、枝江。清宋翔鳳《過庭錄》主張楚之丹陽先在淅川，后遷南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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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起源于湖南還是湖北?哪個才是真正的楚地1.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發源于河南，而不是湖北和湖南。但楚國強盛時期的都城在湖北江陵（郢都），強盛時期的楚國征服了湖南和湖北的大部分地區。
2.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又稱作荊、荊楚。祖先姓羋，熊氏。最早興起于古丹淅之地(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部，淅川丹江口水庫)的楚部落。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此一論述認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從北方遷徙至“丹陽” 。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進入湖北省內，也是楚國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認。據考古學家劉玉堂、王紅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陽”位于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今河南省丹江口水庫淹沒區)，因處丹水之北，故稱為丹陽。楚人出自黃帝(或以黃帝為先祖的部落集團) ，這在我國古代重要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史記·楚世家》說：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又說：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世本》、《大戴禮》亦為此說。楚國詩人屈原在其《離騷》中一開始就自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記·楚世家》中楚靈王也說過：“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陽是黃帝孫，昆吾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為華夏族。《史記》是我國最早的通史，司馬遷博覽群書，廣采傳說，對楚人先祖之考證，應該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對祖先的認定，應該是鄭重的，他本人對自己出自顓頊之后，更是充滿了自豪之情。
4.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歷史簡介。楚國祖先鬻熊是羋姓季連部落酋長，在商衰周興時，審時度勢，率族及時投靠周文王，參加了滅商戰爭，受到周王室的重視，受封為子爵，臣屬于周。到熊繹時，周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姓，居丹陽” 。熊繹與魯、衛、晉、齊等姬姓國或姻親國一樣， “俱事成王” 。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攝政， “管、蔡啟商，間王室” 。周王室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再一次對鬻熊之后熊繹封于楚蠻之地，并有明確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學者以為，此時才有“楚”這個正式的國號兼族名。從鬻熊至熊繹歷代居丹陽后，丹陽就成為楚人立國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楚人在立國之初鄀國盜牛一事，相互佐證了羋楚建國之初的貧弱狀況。在這之后，熊繹帶領國人開始了“篳路藍縷”的艱苦創業。楚人初居丹陽，只是彈丸之地，其后，即以此為立足點，向南推進，發展成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國。楚人立國后，與中原諸侯一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產，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苞茅。在岐陽會盟上，熊繹管理置茅縮酒，并與鮮卑首領一起“守燎”祭天。周共王時，楚國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篳路藍縷”，辛勤開發，國家已呈勃興之勢。所以到周昭王時期（約前1000年），周、楚關系開始緊張起來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擊楚國。周昭王十六年（約前985年），周昭王伐楚，領軍渡過漢水，深入荊楚一帶。周昭王九年（約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周王朝軍隊遭到楚軍強有力的伏擊。約周昭王二十四年（約前977年），周昭王全軍復沒，周人諱言此事，模糊地說“南巡不返” 。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設計獻膠粘接的船只，船駛至中流，膠液融化，船只解體，周昭王及其部眾，溺水而死。這就是所謂的“昭王南征而不復” 。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國則日益發展強大，逐步走上與周王室分庭抗禮的道路。周穆王西征時，東土的徐偃王聯合徐奄諸部乘機發動叛亂，舉兵伐周。周穆王聞訊后急忙回軍東向，并不得不向楚國求援。楚國大舉出兵，與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諸部，徐偃王敗亡。熊繹下傳四代至熊渠時，楚國已鞏固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向周圍地區開拓。周夷王時，各諸侯開始輕慢周天子，而楚君熊渠在江漢一帶的民心和威望很高，遂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并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周厲王時，強化國家機器，壟斷國家資源，對周邊“荒服”地區，不斷攻伐，熊渠為了保存實力，避免與周王朝正面沖突，于是自動去其王位，取消對兒子的分封，繼續臣服于周。周桓王時，熊通不滿自己爵小，以其先祖鬻熊子事文王，通過漢陽諸姬向周天子討要更高級的爵位。遭拒后在前704年僭越稱王，就是楚武王。楚成王時，楚國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楚莊王時，任用虞邱子、孫叔敖等賢臣，問鼎中原、邲之戰大敗晉國而稱霸，開創春秋時期楚國最鼎盛的時代。進入戰國，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一時間兵強馬壯，初露稱雄之勢。楚宣王、楚威王時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東至大海，南起南嶺，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蘇北部、陜西東南部、山東西南部，幅員廣闊。楚國至此進入了最鼎盛時期。楚懷王時期楚國滅越國，但因為懷王用人不當以及秦相張儀欺詐導致國勢漸衰。前223年，秦軍攻破楚都壽春，楚國滅亡。
1992年，中國全國楚文化研究會第六次年會在河南淅川市召開，[4]會議研討了楚文化的淵源、楚都丹陽在河南淅川的地望等問題，大部分的專家和學者都認定楚都丹陽在河南淅川境內。另外，因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對丹江流域對地下文物搶救性發掘，在河南淅川市出土的楚國令尹子庚墓（楚莊王之子）以及周邊大量楚國貴族墓被發現，其中云紋銅禁最為有名，2002年被國家文物局列為首批64件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為丹淅說提供了實物證據，進一步證實了河南淅川即為古楚國丹陽。清華大學哲學系的李學勤教授讀《楚居》中的“汌水”為“均水”，即流入漢水的丹江，也有力地支持了丹淅說。西周中期的金文表明，周昭王時期楚國的政治中心位于漢水流域附近，所以周人必須“涉漢伐楚”；而《楚居》中汌水、夷屯的考定，證明了楚人自商代晚期就居于丹水流域附近，河南丹水附近的楚長城即為實物證據。到楚武王時期，楚國的國都從丹淅遷移至荊州市郢城鎮。
楚族是多元的，在黃河、長江流域遠古先民的長期交往、爭戰與融合中，終于在荊楚地區形成有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質的楚族。楚族就是以楚地而得名。但是，楚族的族源來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長的民族，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熊盈當即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為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江，為江所阻，復西上至鄂。
楚族作為一個民族應該由來已久，如熊氏一族，楚國的上層統治者，即屈原《離騷》中所說的“帝高陽之苗裔”，也就是來自中原的華夏族后裔。楚人沿漢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陽一帶。后來，他們的一支在上古民族沖突的旋渦中，在敵對勢力的壓迫和打擊下，逐漸南遷，在西周初年遷移到豫、鄂、陜邊陲的丹淅流域（河南省淅川縣），并建都丹陽，最終得以發展強大。楚國崛起于西周，強盛于春秋戰國，衰亡于戰國末期。
現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區；安徽北部、江蘇北部、河南東南部是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區；貴州、云南、廣東等地的部分地區也受到了楚文化影響。
湖北，云夢是真正的楚地。